韩钢，1958年生于湖南古丈。
1982年，湘潭大学历史系的我顺利毕业；翌年，北京师范大学马列研究所的学术殿堂又见证了我在1985年的学成之旅。
自1985年9月起至2001年6月，本人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职务。随后，于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期间，我在中共中央党校担任教职。
我在学术团体中担任的职务包括：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以及东方历史学会理事。
1941年，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关头村。
今日的主题定为《追溯华国锋》，副标题则是《华国锋相关史实的梳理》。
华国锋在中共历史上位居第二，成为唯一一位同时执掌党、政、军三大最高领导职位的领导人。而众所周知，毛泽东则是这一殊荣的第一人。
除却这两位杰出人物，中共历史上尚无他人能将党、政、军三大最高领导职务同时揽于怀中。
他在1976年四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从而成为了政府的一把手。同年十月六日，他又荣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副主席，从而身兼党、军两界的最高领导职务。
于1980年卸任国务院总理之职，次年1981年，又辞去了中央主席的职务。随后，在1982年，更是不再担任中央副主席一职。
因此，他身兼党、政、军三大最高领导职务，历时约五载。然而，真正执掌权力的时间仅为两年，即自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不处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所以我要谈的主要是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
华国锋在击败“四人帮”这一反革命团伙的斗争中，功勋卓著。
这是前半句，具体内容请提供。做了有益工作这就是官方给华国锋这两年的评价。这算是正面的评价了。
接着官方给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负面评价：
首先，持续秉持并拒不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原则，对真理标准的探讨进行压制。
其次，对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及平反冤假错案的行为进行拖延与阻挠。
第三，在持续巩固对旧有个人崇拜的同时，亦积极营造并接纳对自身的个人崇拜。
第四，对于经济领域内急功近利的倾向以及其他一些偏向左翼的政策，我们也需承担一定的责任。
长期以来，关于华国锋官方的评价正负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几乎在所有从官方到民间，乃至研究者的著作中，近年来，评价的叙述不外乎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
往昔，我亦坚信不疑，毕竟我对党史的学习起步较早，自78年踏入大学校门便开始了对党史的钻研。自80年代至今，我所接触到的关于华国锋同志的历史叙述与评价，始终秉持着全面审视的态度，既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也洞察到了存在的不足。
近三四年间，我的研究让我深刻意识到，官方的这一评价不仅存在缺陷，更与事实相悖，且极具不公。
因此，在今天的讲座中，我将针对华国锋先生的一些历史事实，探讨其中哪些部分存在不足，哪些部分偏离了事实真相，以及哪些部分显得不够公正。
我仅陈述事实，至于对其价值的评判，我认为深入研究历史实属不易。在接下来的交流互动中，或许我能够分享我的个人见解。
1955年，在导师巡视期间，与湖南省委的领导成员进行了一番交谈。照片中，位于左侧第一位的是华国锋同志。
首要议题涉及对“四人帮”的粉碎，亦即对其的逮捕行动。
官方的评价指出，华国锋在击败“四人帮”的斗争中建立了功勋。
我还告诉大家，还有比这更轻飘的说法，当然不是正式的说法，中共高层元老某人说，粉碎“四人帮”对于华国锋来讲，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这就更轻飘了。
事实上，我的研究对史料进行了深入探究，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整个逮捕“四人帮”的关键过程中，华国锋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然有很多具体史实。
首先，由华国锋正式提出了针对“四人帮”问题的解决动议。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叶剑英叶帅是首位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人，实则不然。叶剑英固然在中共元老群体中私下有过交流与讨论，但这些讨论纯属个别，并未形成正式的提议。
正式提出者为华国锋。
具体时间有两种说法：
首为华国锋之述说，记录于1976年9月10日；次乃李先念与吴德之言论，记录于同年的9月11日。
身为事件的相关方，华国锋、李先念与吴德均为当事人之列。至于具体是哪一天引发的疑虑，目前尚无确切答案。
无论何时，率先提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无疑是华国锋。他亲自拜访了李先念，并委托他向叶剑英传达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愿。他请求叶剑英深思，探讨采取何种手段，以及何时为宜，来妥善处理“四人帮”的问题。
第二，跟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沟通是华国锋。
彼时，北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16位成员。
刘伯承病情严重，住院期间几乎未曾听闻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任何消息。
众所周知，其余五位分别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吴贵贤。
吴贵贤之所以未被告知此事，乃是因为华国锋误以为她秉承“四人帮”之旨意。
华国锋同志与其他十位政治局委员，分别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和在不同时间节点，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这些努力，正是华国锋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第三，关于如何具体商议并确定解决“四人帮”的策略、实施时间，以及相关方案的细节，这一系列事宜均由华国锋与汪东兴、吴德三位领导分别进行深入探讨。
第四点，最终确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启动，此举由华国锋与叶剑英共同在怀仁堂进行主持。组织者为汪东兴。
我阐述的内容实则颇为浅显易懂，只是因时间所限，某些具体细节便未一一道来。
这四个方面充分展现了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主导地位。至于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以及如何评价其重要性，则是另一层讨论的范畴。至少，官方对华国锋的评价仅止于“有功”，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这便是我欲探讨的首要议题，即关于“四人帮”被捕的事件。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自80年代起，官方及研究者。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直至华国锋同志近期离世，我在网络平台上仍偶见此类说法。
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深入探究，我发现其中不仅包含了档案文献，还涵盖了当事人所提供的回忆录。然而，经过仔细分析，我得出结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纯粹是背离事实的100%错误判断。
真相究竟如何？实际上，它与那些长期广为流传的观点恰好相反。
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而且，最早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众人或许会好奇，究竟有何依据支撑我的观点。我这里可以提供三个确凿的根据。
首段为当事人所追溯的往事。其中，最具权威性的回忆出自吴德之手。吴德曾于近年出版了一部名为《十年风雨纪事》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1976年十月，华国锋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提出，其核心内容涵盖以下三点：
首先，需让邓小平复出工作。
第二条，确保邓小平光明正大地复出工作。所谓堂堂正正，意指必须经由中央正式会议的批准，例如中央全会，此类形式与程序方能让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
第三点，务必做好充分群众工作，以保障邓小平同志顺利复出履职。
这句话是在询问某个句子的含义。
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年底开始，被认为是搞右倾翻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都是处于待罪之身，叫做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
因此，若要促使邓小平复出工作岗位，务必经历一番转折。对此，华国锋已有所察觉，强调需妥善开展群众工作。
随后，吴德表示，自此次会议落幕之后，李先念、陈锡联以及他本人一同前往玉泉山，专程拜访了邓小平。他们此行旨在向邓小平传达中央领导对其复出工作的诚挚邀请。
吴德身为政治局委员，身为当事人，他的陈述在我看来极具可信度。
第二位则是一位口述历史的传承者，其作品——《炎黄春秋》杂志最新一期中，收录了熊向辉女士之女熊蕾撰写的文章。
本文披露，她的父亲熊向辉于1976年10月底，与叶剑英元帅进行了一次私密会面。
在这次私人谈话里面，叶剑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央已经在考虑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就是粉碎“四人帮”的当月。这是第二个属于口述文献的依据。
第三份文献，我关注的焦点是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
此次发言清晰指出，中央正积极考虑让邓小平同志重返工作岗位。然而，此事尚需经历一系列程序，中央计划在正式的中央全会及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邓小平同志的工作复出。
那是在1977年3月14日，距离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时刻仅过去半年有余。
而且，就在这个讲话里面，华国锋专门说到，他说实际上在粉碎“四人帮”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首先，必须经历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其次，还需考虑到防止“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借此机会兴风作浪。
因为刚刚逮捕“四人帮”，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有一种关于华国锋和叶剑英搞宫廷政变，或者说叫右派政变的说法，有很多流言。
这个，中共高层是注意到了。不仅国内有，海外也有。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地说，华国锋在中国国内正在搞右派政变。
另外，在西方，在英国、西德、法国都有舆论认为华国锋逮捕毛的遗孀是在搞非毛化。
法中友协的主席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亲华人士，名叫夏尔·贝特兰。或许在座的各位中有人对他有所耳闻。贝特兰先生毅然决然地宣布辞去了法中友协主席的职位。他对于中共目前中央领导层推行的非毛化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并坚称“四人帮”才是真正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团体。
当时，我国一支芭蕾舞团赴西德进行交流演出，却遭遇了欧洲左翼势力的抗议。他们在演出剧场张贴了醒目的标语，标语内容指出：“四人帮”是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坚定拥护者。
鉴于此，高层深虑国内外舆论对我国的政局可能产生影响，进而触发政局的不稳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高层考虑，邓小平的出台要缓一缓，否则就会坐实社会上以及海外关于华国锋在搞宫廷政变的流言。
这是我讲的华国锋和高层的考虑，至于大家是不是认为它是宫廷政变那是另外一回事。出于这个考虑，所以高层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出来。
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华国锋有意拖延邓小平复出。而事实上呢，华国锋已经在为邓小平重新复出做一系列的准备。
我提及一段历史往事，例如，在1976年12月，迅速提升了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当月，在华国锋的批准下，邓小平得以恢复阅读中央文件的特权。
这个很难得。因为批邓以后，邓小平已经看不到中央文件了。
12月，华国锋亲自核准了这一恢复决定，该提议源自叶剑英。随后，叶剑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被指定负责文件的转送至中央。
这份核心文件自非寻常县、团级文件可比，亦非省、军级文件所能比拟，它乃是为中央常委所亲阅之文件。旨在提升其政治待遇。
其次，提升其生活条件。
在1976年的岁末，邓小平同志不幸罹患了重症前列腺炎，同时伴有严重的尿潴留症状。在华国锋同志的批准下，他被紧急送往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并由我国著名的泌尿科专家亲自操刀施行手术。
邓小平手术方案由华国锋批准。
而且，在邓小平接受手术的前夕，华国锋特意安排将其接到玉泉山。在那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及汪东兴共同向邓小平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我认为这个规格非同一般，一个中共中央主席，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李先念、一个是汪东兴，四个人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我认为这个规格相当高。
而我们想，要想向邓小平转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给一份文件，或者，要面呈的话，让中央办公厅派一个主任或副主任就够了。
华国锋并非如此。
华国锋选择了高级别的集体呈报方式向邓小平汇报，这一举措反映了什么？
我认为充分说明了华国锋，当然包括叶剑英在内，高层就是要改变原来对邓小平的待遇，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
实际上，在1977年元月份，中央秀才班子着手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讲话稿时，华国锋同志已将邓小平同志复出的事项明确纳入了该讲话稿的内容。这一决定早在1977年元月份就已写入文稿。
后来，鉴于中央党政军干部会议的推迟，未能按原计划在元月份举行，故而会议日期调整至三月，华国锋同志才在那时对外作出宣布。
这个过程表明华国锋没有在任何时候要去阻挠邓小平。至于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复出，那是出于策略考虑，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不是要有意的拖延。
而且很快邓小平在1977年的7月份，就是十届三中全会就复出了，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九个月的时间。这个也说明，官方，包括学界长期以来说华国锋要拖延和阻挠邓小平复出这个说法是不实的。
这是第二个关于华国锋的事实。
“两个凡是”问题。
华国锋自80年代起，便饱受非议，其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莫过于“两个凡是”的政策。
我前面说到的官方对华国锋的四个负面评价，第一条就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自无疑问，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争议中负有责任，对此的评价留待后续再行讨论。
他确实曾提及“两个凡是”，然而，此事的复杂性远非官方所归纳的结论所能概括，亦非众多研究论述所阐述的那般简单。
我的研究揭示，“两个凡是”这一表述实际上仅被提及过四次。
初次提及此言，乃出自华国锋之口。那是在1976年的10月26日，华国锋亲自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召开会议。
在此次会议的发言环节，华国锋就揭露批判“四人帮”议题进行了阐述。此次中央宣传部门会议的召开，核心目的便是商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开展对他们的揭露和批判工作。
谈及揭露和批判“四人帮”之际，华国锋曾言：
在批判过程中，需谨记，对于毛主席曾经发表言论或予以首肯的事项，切勿随意指摘。例如，“八个样板戏”仍应继续演出，若有个别演员表现不佳，只需更换人选即可。
我所阐述的言论，源自华国锋同志的原话。虽不敢断言字字精准，但大体上应属其原意。这乃“凡是”一词首次被提出之际。
此次“凡是”，仅需观察华国锋的言谈语境，便不难发现，其论述系针对揭批“四人帮”的相关具体问题而发。
因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八个样板戏”要是停演的话，华国锋担心会引起人们非毛化的议论。
如前所述，国内外已出现此类观点的讨论。因此，他提及毛主席曾表示同意的，你便无需再予以批评。
特别提及了“八个样板戏”，若提到某位演员的表现不佳，则是指刘庆棠与钱浩亮两位。
鉴于汇报中有提及关于当前是否还能演出这“八个样板戏”的问题，原因是其中涉及刘庆棠和孙浩亮两位演员。
他表示，纵使电影无法拍摄，转而登上舞台，更换演员即可应对。
因此，本次提出“凡是”一词，实乃华国锋在安排批判“四人帮”事宜时采取的一项具体工作方针。此举措与后来学者所提及的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意图将其用作“政治棍子”，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这当属首次提出。
自左而右，依次为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他们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是在1976年11月30日，这一日，政治局委员吴德，同时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当谈及粉碎“四人帮”的具体情况时，所作的汇报。
他在最后说：
“凡是有毛主席的指示，凡是他曾经言传身教的内容，我们都必须认真执行，务必做到精益求精。毛主席曾提到‘四人帮’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干扰，如今我们已成功消除这些干扰，正是因此而使得我们能够以更佳的状态和成效去践行各项工作。”
已讲“两个凡是”二次。
吴德随后阐述了他为何在那个时刻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他指出，这亦是出于对毛泽东指示的深思熟虑。他认为，通过引用毛泽东的指示，可以充分证明华国锋采取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严格遵循了毛泽东的意志，而非与之相悖。
即是吴德试图借助“两个凡是”的原则来论证粉碎“四人帮”行动的合法性。这一行为与后续所述他意图利用“两个凡是”作为政治工具的情况并无关联。此为第二点。
第三次，恰逢1977年2月7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凡毛主席所做出的决策，我们均坚决维护；凡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如一地恪守不渝。”这乃“两个凡是”的至理名言，此乃第三次提出。
那第四点便是我在前述提及的，发生在1977年3月1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同志的重要发言。
最后，他提到：
凡属毛主席所做出的决策，均应坚决维护；对于任何可能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行为与言论，均应予以坚决制止。
须注意，华国锋于1977年3月所提及的“两个凡是”，与二七社论中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经典论述，存在半句的差异。
既然如此，自那场讲话之后，华国锋本人不久便察觉到“两个凡是”的提法存在瑕疵。这一点，乃是他事后所亲口承认的。
在“两个凡是”遭到批评之后固然有所提及，然而，华国锋是否因“两个凡是”的批评而发表此言论？答案是否定的。
自1977年3月之后，华国锋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发言，以及中央文件的表述，均已不再提及“两个凡是”的概念。即便是华国锋本人，自那时起亦未曾再提及相关内容。
因此，我认为“两个凡是”这一指导方针在1977年3月份已然画上了句号。
至于“两个凡是”作为一种观念普遍存在着，从中共党内到党外，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华国锋已察觉到“两个凡是”这一提法存在不足。然而，他是否认为“两个凡是”存在缺陷、不够完善，并不意味着他对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反思——我并未作出如此断言。
我认为他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这与他是否需要持续坚持与捍卫“两个凡是”的原则并非一回事。这是第三个问题，涉及“两个凡是”方针的讨论。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李先念，信中言辞恳切，表达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怀。
四、压制真理的讨论
自80年代至今，人们普遍持有一种近乎定论的看法，即华国锋对于1978年5月启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采取了压制性的立场。
在这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不断搜寻有关华国锋如何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资料，然而时至今日，我并未发现任何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进行严厉指责的言论片段。相关材料一片空白。
汪东兴，自是材料众多。吴冷西亦然，熊复亦然，张平化亦然，唯独我未能觅得有关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资料。
那么，关于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这一结论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呢？
后来我得知，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及1980年中共中央高级干部就历史问题展开的讨论中，有提及若干事件。具体是哪些事件呢？
首先，在1978年六月，当有人向华国锋提出询问，是否应让《红旗》杂志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表立场时，华国锋明确表示不予表态。这便构成了一个例证。
第二个依据，有揭露指出，1978年10月16日，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于海军党委会上转达了华国锋的六项指示。这六项指示中的首要一条便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切勿急于作出结论。
经过广泛查阅资料，尽管我所搜集的资料或许并不全面，然而在反复筛选中，似乎最能体现华国锋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立场的相关材料，便是这两份。
个人观点是，这两份材料根本无法证明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持压制立场。相反，我认为这或许与他一贯秉持的谨慎意识形态立场及其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我以一个案例为证。在1978年4月7日，中央宣传部门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事宜之际，张平化、廖井丹与朱牧之三位同志先后两次恳请华国锋就理论争鸣问题明确立场。
当时，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尤为热烈，涉及诸多议题，诸如按劳分配的争议、唯生产力论的争论、继续革命理论的探讨，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的辨析。
彼时正值揭批“四人帮”之际，理论界便已提出相关议题。然而，这些问题无不与毛泽东主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引发了诸多争议。有人质疑，这些问题是否适宜进行讨论，一旦探讨，似乎便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毛主席的形象。
张平化、廖井丹以及朱牧之，他们均是新近任命的中宣部部长与副部长。在两次的谈话与汇报中，他们均恳请华国锋就相关理论问题明确表态。
华国锋两次婉言谢绝，而且态度坚定，言辞清晰明确。他言道，对于理论问题，不宜急于发表意见。他指出，理论界的思想活跃实为一件美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
那是在1978年4月7日，因此，有人后来提及华国锋对于《红旗》杂志及海军党委就真理标准问题未作出表态的言论。在我看来，这一做法与他当时的心态、性格以及主张有着内在的联系，根本不能作为他试图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依据。
这是第四个议题，聚焦于真理标准的辩论。
第五个议题，聚焦于拖延与干扰老干部工作恢复的问题。
在探讨拖延与干扰老干部工作恢复的问题上，多年的研究历程使我意识到，寻得百分之百的依据实属不易。
汪东兴曾阻挠对冤假错案的平反，相关资料确有存档。然而，关于华国锋阻止老干部复职以及阻挠冤假错案平反的记录，时至今日却尚未发现相应材料。
有相反材料。依据目前已公开的当事人提供的资料，我竟意外地发现，在华国锋主持恢复老干部工作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已作出了诸多积极贡献。
我就讲三个人，第一个，胡绩伟。
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
有人便提议，期望胡绩伟能重返《人民日报》的岗位。那时，《人民日报》的主管是鲁英，或许一些年纪稍长的朋友对此有所耳闻，鲁英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任而来的，其能力颇受质疑。特别是他曾经与“四人帮”有过牵连。因此，《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们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并力主召回胡绩伟。
胡绩伟不愿归返，此事乃由华国锋亲自出面，与其进行了一番交谈，这一信息乃胡绩伟本人所公开透露。
1976年十月末，华国锋亲自拜访胡绩伟，胡绩伟却婉言谢绝，声称自身能力有限。
华国锋当时采用了激将策略，他言辞犀利地指出，你的能力虽有所不足，但至少也比不上那位无能的主编。
鉴于《人民日报》的若干记者与编辑对鲁英的评价普遍偏低，他们甚至认为他不过是个能力不足的主编。
胡绩伟情绪高涨，他宣称，相较于他，我的水平自然要略胜一筹。
华国锋言：你若能行，我亦能行。
胡绩伟重返《人民日报》的契机，源于华国锋的亲自接见并谈及此事。
第二个例子是胡耀邦。
胡耀邦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靠边站了，他的职务没有被罢免，还是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但是已经不是实务，靠边站，在家里赋闲。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推荐要重新启用胡耀邦。
谁谈的？华国锋。
正如胡耀邦之女满妹在书中所述，华国锋曾亲自造访胡耀邦府邸，诚挚邀请其复出，但胡耀邦婉言谢绝了这一提议。
继而，华国锋特邀叶剑英进行协调，鉴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之间深厚的私人情谊，在叶剑英的积极动员下，胡耀邦最终同意了。
不久之后，华国锋再次与胡耀邦进行会谈，并明确指出将委派他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职，全面负责日常事务的主持。此次会面亦为华国锋亲自发起。
例三：张爱萍。
华国锋曾亲自与张爱萍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关于这一事件，是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其著作中首次公之于众。
在1977年三月，华国锋亲自约谈了他的父亲，并进行了召见。在那次与张爱萍的交流中，气氛尤为融洽。张爱萍离开后，华国锋便告知，他手中尚存有一件物品。
张爱萍询问华国锋是否藏有某物，华国锋随即拿出了张爱萍在文革期间被监禁时所创作的三首诗。这些诗作无疑充满激愤，充分展现了作者当时的情感状态。
张爱萍瞥见后确认那确实是自己的作品。他感到好奇，这首诗怎么落入了你的手中？
“你这诗写得不错。”因此，他决定将其保存下来。
接着，华国锋向他透露，中央专门委员会已决定由我接棒。该委员会的正式名称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它是一个负责领导原子能工业的国家级机构。成立于1962年11月，该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组成。
在文革期间，这个专委机构自然已经遭受重创，支离破碎。文革之前，周恩来同志曾担任中央专委的负责人。而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同志接任中央专委主任的职位。
华国锋无疑将身兼数职，而中央专委的日常工作需要有人主持，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华国锋与叶剑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张爱萍，认为他适合接任此职。因此，华国锋特邀请张爱萍重返政坛，担任中央专委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本月内，华国锋正式下达了任命张爱萍的命令。
这三个人都是文革当中有名的走资派，特别是胡耀邦和张爱萍，是刚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作为邓小平“四大干将”的两个人。
邓小平在批邓反右运动中被认为有“四大黑干将”，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一个是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还有一个是教育部的周荣鑫，还有一个就是铁道部的万里。这“四大黑干将”有两位是华国锋亲自谈话请他们出山的。
据传，未经官方证实，仅凭口耳相传，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消息，乃是由华国锋亲自面谈透露。
因此，尽管我未能搜集到华国锋阻挠或延迟老干部工作恢复的相关资料，但根据目前已公开的信息，却发现他在积极推动老干部工作恢复方面实则贡献良多。
1979年11月，华国锋于英国伦敦隆重揭幕了周恩来同志的故居。
冤假错案平反
我看见的材料涉及两事。
其一，乃为内蒙古文革期间最为重大的冤案，即内人党冤案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
华国锋亲自推动了这一冤案的平反进程。在内人党冤案平反报告获得中央批准之前，华国锋对其进行了自主修改。此外，那份为平反冤案所发的中央批语亦由华国锋亲自执笔。此事仅此一例。
第二个事情，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跟中央专案组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汪东兴负责的，1978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当中，就要求中央专案组把原来冤假错案的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但是被汪东兴拒绝了。后来，是中央常委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专案组把所有材料转给中央组织部。
本次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这一事实已有文献资料予以证实。
因此，我认为就平反冤假错案这一议题而言，指责华国锋拖延或阻挠与史实并不相符。
这是第五个议题，聚焦于拖延现象及其对恢复老干部工作与平反冤假错案的阻碍。
第六问：引进与开放
自80年代起，官方文献及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然而，近年来我的研究揭示，我国的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便已悄然启动。
开放引进与华国锋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1976年，我国经济遭遇了迅猛的下滑态势。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动荡之后，我国经济出现了三次负增长，分别发生在1967年、1968年以及1976年。
1976年，我国经济形势严峻异常：粮食与棉花产量双双下降，原材料、燃料、动力以及交通运输业均遭遇严重滑坡。因此，彼时的经济状况极度紧张，财政压力同样巨大。
在此背景下，华国锋提出了一种颇具远见的策略，即通过借贷资金推动建设发展。
向何方借款？显然并非向国内借款，我国财政本就吃紧，故而转向西方国家的资金。因此，华国锋自1977年起便倡导，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资本与技术。
众所周知，在1973年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国家计委曾提出一项涉及43亿美元的引进计划。
1977年，华国锋对这一价值43亿美元的引进项目进行了显著扩容，其规模从最初的43亿美元增至65亿美元。
随后，在1977年10月，该引进计划规模随之扩大，从原先的65亿美元提升至100亿美元。
截至1978年2月，金额已增至150亿美元，至3月份，这一数字攀升至200亿美元，而到了4月，数额更是显著增长，达到了惊人的500亿美元。
此过程与华国锋指导直接相关。
自1977年起，华国锋屡次重申，我们必须依托国外资金与技术，以推动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鉴于华国锋深感时间紧迫，周恩来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面对仅剩的23年时光，这些目标旨在20世纪末得以实现。因此，华国锋提议，应借助国际力量来加速我国的建设进程。
而那一年，即1978年，华国锋坚决主张政界、学界乃至企业界同仁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开阔视野。因此，在这一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的热潮。
华国锋亲自提出建议，派遣了两个代表团赴国外进行考察。其中，由李一氓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将前往哪些国家进行访问？
探访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两国。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进行深入考察。
另一支代表团由谷牧担任团长，彼时他身为副总理。该代表团肩负着对中国政府而言至关重要的使命，前往西欧的五个国家进行考察，这些国家分别是法国、瑞典、比利时、西德以及丹麦。
该考察团自成立之初便一直未能确切知晓其具体派系来源。直至后来，一名知情人士——张更生，他曾任职广东省委副书记及副省长，继而担任吉林省长，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他曾亲赴华国锋面前询问，该考察团正是华国锋本人所提议成立的。
因此，1978年才迎来了出国考察的热潮。而且，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问题上，华国锋率先提出了“四个一点”的方针。
众所周知，在1978年，提出了以“四个一点”为核心的口号。“放宽思想，勇往直前，多谋善断，加快步伐”，这“四个一点”的口号，最初由华国锋同志在1978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于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提出。起初不完整。
因此，谈及我国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的历程，华国锋同志早在1977年便已着手，并非直至1978年三中全会才正式开启。这便是第六个议题。
第七问：工作重点转移。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一观点源自官方立场——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便正式转向了经济建设领域。
的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那次工作会议正式宣告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
重点的转移实际上自那时起便已悄然发生。长期以来，关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虽然并非全然错误，但也不尽准确。
的确，在华国锋的讲话、报告及文章中，他确实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然而，若细观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便会发现他并未将阶级斗争视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关注焦点。除了一场运动——即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以外，别无他事。
在华国锋击败“四人帮”后，召开的首次重要会议是名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的会议。
为何如此？那时的农业生产面临极大困境，正如我所述，政治动荡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导致了粮食与棉花的严重减产。
华国锋主持召开的首次全国性大会是在1976年12月举办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其目的在于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至于他采取的学大寨模式，这属于另一个议题，我们可另行进行评估。
次次会议召开于1977年三月，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本次会议聚焦两大议题。首要议题为深入剖析“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具体涉及1977年对“四人帮”的揭露与批判。次则聚焦国家经济建设的长远蓝图，即针对1975年至1985年这十年间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会议的核心议题集中在了这一规划之上。
第三次会议乃是在1977年四月至五月间召开的全民国营工业学习大庆会议精神大会。
先前，我们已着手推进农业领域的改革，随后便转向了十年规划的制定。紧接着，目光便聚焦于工业领域。随之而来的是针对工业各行业系统的会议，议题涵盖煤炭、石油、电力以及机械等多个方面。
紧接着，全国财贸系统召开了学大庆会议，随后在1978年，又相继举办了全国科学大会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在这1977至1978年间，我对其进行了细致梳理，发现华国锋除了领导了针对“四人帮”的批判运动之外，并未发动任何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活动。
因此，我认为自1976年起，他实际上已将焦点转移至经济领域，换言之，他的关注焦点已不再是阶级斗争。对此，我认为必须具体分析他在报告和讲话中反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意图。
1987年，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的间隙，邓小平同志与华国锋同志于休息室进行了亲切交谈。
第八问：个人崇拜维护
在这方面，我亦搜集到了若干资料，尽管内容尚不完整。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四人帮”被粉碎的初期。
实际上，所谓的关于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并非源自他本人的制造。官方的结论明确指出，华国锋并非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接受者。
我认为接受的程度多少还是有些事实依据的。然而，将个人崇拜的制造归咎于华国锋，实在是有些不妥。实际上，最早提出将华国锋定位为新权力核心的，正是叶剑英与汪东兴两位。
叶剑英本人亦曾坦承，正是他首先提出了这位英明领袖的称号。此言非虚，确凿无疑。
我看到的材料，1976年的10月7日这一天，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第一次提出华国锋是我党的领袖，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
“领袖”一词，最初是由叶剑英同志提出的。他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积极宣传华国锋主席，广泛营造对他形象的正面舆论。自然，随后包括汪东兴、纪登奎等政治局同仁也纷纷表示，将全力推动这一宣传工作的开展。
而且纪登奎曾明确表示，在宣传华主席的过程中，应当如同宣传毛主席时那般严谨与庄重。他强调，对毛主席的宣传需达到何等规格，对华主席的宣传也应达到相应的规格，此乃其原话所述。
纪登奎曾担任中央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职务。因此，他强调中央宣传部门应积极推广华国锋的形象。
华国锋似乎略显不习惯。我曾查阅一份资料，记载了1976年11月15日，他特意与汪东兴进行了一次交谈。他指责我过度宣传，甚至到了不恰当的地步。
汪东兴语气坚定地回应，认为数量并不算多，并以政治需求为由，巧妙地将华国锋的提议化解。
华国锋此后便缄口不言。然而，这却是唯一一次，我目睹了华国锋对于自我宣传的立场有所异于往常，此后再无此类情形。
然而，事实表明，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确实超出了适当的界限。尽管如此，关于华国锋本人在这期间的具体看法和立场，我未能查找到相关资料。
1989年1月，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
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量，我认为有必要对华国锋同志任内那两年的历史事实进行深入还原与细致研究，自然也应当对他的功过进行重新评估。
在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认为对华国锋同志的评价存在不公之处。事实上，会议期间对华国锋同志的批评颇为多端。
尽管相较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人，对华国锋的批评并非那么激烈，然而实际上，诸多批评已对华国锋进行了触及。
华国锋在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
在我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中央全会上对第一把手进行如此直截了当且尖锐的批评，这在中共的历史长河中堪称前所未有。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我深知，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此类情形同样未曾出现。
华国锋并未对这些建议进行打压，亦未就个人所受的指责进行任何辩驳。
即便他人对某些事实或细节有所争执，华国锋却对此毫无保留，他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
自1978年11月起至12月15日止，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圆满落幕。期间，华国锋同志先后发表三次重要讲话，分别定于11月10日、11月25日及12月13日。
在这三次公开发言中，他两次进行了自我检讨，分别发生在11月25日和12月13日。在这两次检讨中，他均承认在“两个凡是”的议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及若干冤错案件的处理上，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他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才开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空前，我不敢说绝不绝后，从来没有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如此民主、如此放开言论去批评中央高层的政策。
这与华国锋的包容态度直接相关。
随后，即便是与会者胡绩伟、于光远亦公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成功召开为一场民主盛会，除了其他因素外，与华国锋本人所展现的民主态度和精神密不可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奠定其重要地位，我认为理应肯定华国锋所发挥的作用。
前面所述史实如此。